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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周生贤:国外环保转变的三种类型 |
| （时间:2009-9-7 10:24:06） |
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强调：要加快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以温家宝总理向国内外宣布环境保护工作的“三个转变”为标志，我国开始实行历史性转变，把环境保护摆上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
历史性转变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世界环境保护发展的必然。它在世界上有这么几个类型：
一是绝路逢生型。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处于唯经济发展的时代，发生了著名的洛杉矶烟雾事件和多诺拉事件等。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以《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为标志，告别了唯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别是《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一切重大行动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既开创了世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先河，又找到了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途径。从1970年实施《清洁空气法》开始，20年后，30岁以上的人群中减少了18.4万例早衰死亡。其他呼吸道疾病比无控状态下减少了970万急性支气管炎患者。1970—1990年间环保总收益达22.2万亿美元，即每年1.1万亿美元。
英国泰晤士河经历了两次污染、两次治理。随着伦敦不断扩张，大量粪便进入水体。1850年，泰晤士河已是臭气熏天。1858年，国会两院不得不把浸渍了消毒剂的布单挂在窗上以去除臭气。更为严重的是，饮用受污染的水导致了疾病的传播，发生了大规模霍乱。之后伦敦先后修建了污水管道和污水沉淀池，缓解了河水的污染情况。1900—1950年，伦敦人口迅速膨胀，城市生活和工业污染大量增加，水质再度恶化。之后，通过严格控制工业“三废”排放，建立大型污水处理厂，采取河内人工充氧措施，水质得到明显改善。鱼类绝迹一百多年后又重现泰晤士河。从泰晤士河的治理不难看出，第一次治理由于主要依靠工程措施，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出现反复在所难免。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逐步向信息时代或者知识经济时代过渡，严格工业环境管理，推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投资向城市污水处理厂和环境治理倾斜，提高了流域污染防治能力；曝气复氧技术的利用，对污染治理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于是，泰晤士河水质发生重大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了。
二是奋起直追型。
日本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经济年均增长高达10%，在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环境灾难。上个世纪50—60年代，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四大公害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四日市哮喘病事件、爱知县米糠油事件、富山骨痛病事件。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日本一开始寄希望于在不妨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保护环境，结果没有逃脱环境污染日趋加重的厄运。在强大的压力下，1970年召开的64届国会，确立了环境优先的原则，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环境标准。这不仅没有妨碍经济发展，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日本从1975年到1980年，工业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由61.5万吨降至54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由110.9万吨降至72万吨，5年中分别下降了12%和35%，可见产业结构优化贡献之大。实践证明，历史性转变为日本的环境保护注入了极大的活力，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基本解决了产业污染问题，创造了世界环境保护的奇迹。
三是跨越发展型。
新加坡在工业化的初期，也存在随意倾倒垃圾、排放废水和废气的现象。但环境问题刚刚暴露，他们立即实行历史性转变，1971年，新加坡政府提出城市“环形发展计划”，即环绕主岛进行建设。城市实行功能分区，将工业区与居住区分离，重工业区远离居住区，重污染大型企业建在岛屿上，避免市区环境污染，保护市民健康。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期，环境保护的工作以政府为主导，加强环境保护的机构建设，建立环境保护的法律框架和管理体系，在土地利用规划指导下开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并进行认真的污染治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式城市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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