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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胜“十三五”：从政府到企业都要调整自己的打法 |
| （时间:2015-11-10 12:18:05） |
“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中，不但史无前例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写“绿色发展”，亦将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美丽中国”概念，上升为“建设美丽中国”，标志着回应社会发展中越发强烈的环保、食品安全等需求，以及在对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考量中，都有了更明确的答案和路径。
在绿色发展的框架之内，“十三五”规划建议首提“两个体系”，即“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与“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降低能耗、发展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相互交叉，两个体系将成为绿色发展不可偏失的两足。
煤、电等能源需求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显著并且是持续的下降，能源需求的高增长伴随着GDP曾经的高增长远去，未来也许不会再回来。
在国家能源委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看来，供需关系由紧张切换到松弛，给了能源体制改革一个极好的时机，从政府到企业，都需要调整自己的打法以便更好地参与未来。林伯强对改革信心满满，但也提出，对于清洁能源时代竞争的关键—储能技术的突破，国家还应当更多地重视与投入。
在经济增长换挡、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形之下，“十三五”对环境保护与高效清洁能源体系的追求显得尤为令人关注。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家李佐军所称，“必须承认环境与经济之间有一定的矛盾，但社会的目标是多元的，需要经济发展，也需要好的环境”，因此平衡需要不断被重建。
在小康社会建设的终章，质量和效率代替规模成为新的追求—或者至少与规模并重，虽不是主动为之，但无疑是正确的方向。
一、林伯强：电改可能会跨出一大步
在中国经济遇上三期叠加时，能源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需求旺盛到需求疲软，并且暂时看不到回暖的迹象。
长期研究能源问题的林伯强教授却认为，目前需求的低迷刚好提供了一个能源价格和体制改革的良机。
林伯强，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经济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2008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家能源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价格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事理事会能源安全分会主席。
在接受记者的专访中，林伯强表现出了对“十三五”规划能源领域改革充分的信心。
能源环境有了大变化
记者：与“十二五”相比，“十三五”在能源方面面临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林伯强：首先是能源环境较大的变化。“十二五”期间，能源需求旺盛而供给比较紧张。但“十三五”的时候需求就比较弱，能源需求增长也比较缓慢。—这是能源行业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对能源行业来说影响最大。
以往，能源企业只需要不断扩张、满足需求就是成功的，企业规模可以不断做大，产值和收入不会下降。目前需求疲软，价格在下降，能源企业不能靠扩张，而必须通过提高效率，来取得盈利，获得发展。
大环境不同，使能源企业今后发展的导向发生变化。因此，“十三五”对于能源企业来说是一个转型期，而转型都是很痛苦的。
以往可以比较粗放地增长—其实管理层相对容易，快速增长使得盈利数字都那么大。但今后能源企业能不能盈利，跟谁当领导就很有关系，因为今后要靠效率，靠企业管理来盈利，比以前要难得多了。这也要求政府从政策上来配合能源企业，进行根本的转型。
因此，“十三五”规划跟“十二五”规划在能源领域的区别就是，“十三五”改革的分量会比较大。通过政府层面的宏观改革与企业层面的微观改革相配合，来实现提高效率，渡过需求快速下跌的难关。
记者：你此前接受采访时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能源革命目标可以完成，你的信心从何而来？
林伯强：信心其实来自于几个方面。
首先是能源市场环境变化比较大，使得能源革命显得比较迫切。能源方面，政府政策和能源行业都需要转型，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提高效率。
其次是政府的决心比以往要强得多。改革通常需要政府来推动—而能源革命特别需要。
然后是能源供应比较宽松—在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讨论能源革命确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很大程度上，能源发展首先必须要满足国民需求，这是第一要务，因此只能先保证规模发展。也就是说在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效率不是最重要的，满足需求是最重要的。
同时，能源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往往会触动老百姓的利益。对老百姓来说，“利益”的定义特别简单，就是改革不要导致涨价。在能源价格疲软的时期，改革不会导致涨价—在“十三五”中无论怎么改，我认为价格上涨的可能性都非常小。在价格不上涨的前提下，获得公众的支持比较容易—公众其实只关注改革后的价格，而并不关注改革的方式，这样改革获得公众支持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所以说“十三五”是能源领域改革的很好机会。在中国，老百姓接受不接受，对改革的进展至关重要，所以我觉得“十三五”大多数能源改革目标有望完成。
发展清洁能源靠太阳能和风电
记者：这次的总目标中要求低碳循环。碳排放的目标是否能够达到？
林伯强：实现我国对于国际社会承诺的碳排放目标没有问题，因为咱们承诺的都是相对性指标，不是绝对性指标。根据目前发展情况，相对指标都是可以完成的。由于能源需求，特别是煤炭需求下滑得很快，这些目标都是能够完成的。
因此这些目标不需要特别去关注，包括2030年左右中国碳排放达到峰值，都不是个问题。
记者：那么，实现“十三五”规划能源目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林伯强：是能源结构调整，即在“十三五”的末期，清洁能源要占能源消耗中的15%。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根据这个指标，必须生产出那么多的清洁能源来—并且市场终端能够将它用掉。
传统能源在中国很明显供给过剩，在这一前提下你要生产出15%的清洁能源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清洁能源受限制—像核电受到六年工期的限制，今天批建的核电站要在2021年才建好，就不能算入。水电可能稍微快一点，但受到潜能的限制—必须要有合适的水资源，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建。
工期比较短的而且可大量建设的，就是太阳能与风电。这也是近年风电发展快的原因—满足发展清洁能源需求，短期来说比较快就是这两类。发展清洁能源只能靠这两类。
能源体制改革是改革核心
记者：“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到了“能源革命”，为何在这个节点上提出？
林伯强：我觉得在这个节点上提出，其实跟能源环境发生变化有直接的关系。能源环境发生变化，就需要产生革命性的东西，来支持支撑接下来的发展。
比如，今后如果储能技术在2020年或2025年的哪一天一旦成功被突破，并且质量、稳定性都非常高。那么仅厦门市就可划分成60个区域，每一个小区域形成一个微网，铺设太阳能板和储能设施—上面铺太阳能板，下面储能。小区，这个城市就可以单独给自身供电。加上电动汽车替代石油，人类的能源供需将有革命性的改变。，甚至不再需要电站。这样革命性的情景在电动汽车行业等很多方面都将可以看到。
记者：你曾提到，四项能源革命，分别是能源生产、能源消费、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那么它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要有能源体制的改革，来带动其他？
林伯强：能源体制的改革是核心。能源生产革命、消费革命、技术革命其实一直在进行，从未间断过—不论提不提，它都在不停发生。但唯独体制革命是需要特定的环境和机会，唯独能源体制革命必须由政府来推动。它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发生，不像其他三项革命那么连贯性—特别是技术方面，即使讲“革命”，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能源生产、技术与消费，都不可能在某一天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打破体制就可以，比如电动汽车政策发生变化，整个行业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必须把体制革命改好了，才能拉动、促进其他几个方面的革命。
同时，“绿色发展”其实是政府的行为。大家都懂支持清洁发展的道理，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必定选择最便宜的能源，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外部性。市场解决不了，就只能政府来解决，必须政府主导—通过投入大量资金，而不仅仅是进行政策引导。
记者：能源体制改革进行到哪一步了？
林伯强：比如，电力体制改革很可能就在“十三五”跨出一大步—把销售端放开，价格方面先把煤电联动做好。虽然政府可能还不会把电价定价全部放开，但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20%、30%的范围放开，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煤电联动机制下个月或许就有可能调整。其实上半年也做了，下个月应该就有可能有个调价的过程。电力改革明年应该就全面铺开了—“十三五”期间花四五年功夫，配合体制改革，在一个范围放开，完全是有可能的。
补贴政策也需要改革。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对穷人的补贴很简单，政府直接给穷人钱、给补贴；而我国现行在做法是把工业电价调高，把居民电价调低，进行交叉补贴—看上去好像是变成企业补贴居民。
这一政策制定的历史原因，可能是以往政企不分。现在需要改革，真正政企分离，是早期政府没有钱，企业与政府也不分。现在政企分离，并且政府的收入也有增加，财政也比较宽松，所以现在政府其实既有能力、有责任也有这个必要这么做，改交叉补贴为直接补贴。
应当更重视支持储能技术发展
记者：各方面都看好电动汽车在“十三五”期间的发展。你怎么看？
林伯强：确实会有比较大的发展，但这是因为它目前的基数太小，所以怎么讲“快速”都不为过，但就现在看量还不会特别大。
电动汽车行业真正要做得好，储能技术必须突破，到时谁也拦不住它的爆发。目前的储能技术不过关，第一是成本比较高，第二是容量不够，第三是整体的质量稳定性还不够。目前的电池价格太高、容量不够，开始用很好，慢慢就越来越差—手机电脑都是如此，电动汽车行业的储能，以及太阳能储能，或者是整个电力系统储能，都是同一道理。
比如，特拉斯承诺7年内能做到电池续航1000公里左右，打个70%的折扣，600-700公里，目前加满一桶油的车，也是能开600多公里—那么车主晚上开回家，把它一插，明天早晨又能开600多公里，甚至比加油还方便，因此电动汽车的发展会是爆发式的。当然，有个大问题是价格必须足够便宜，这是电动汽车要完成的事情。
但储能技术的进步肯定需要政府支持—它需要企业用大量资金进行研发冒险。储能技术是可再生清洁能源的一个核心部件，离开它，清洁能源走不远—目前国内用的电池很多都是外国的。
“十三五”规划已经把储能放进来，在绿色发展当中提出了储能的重要性，但还应该更进一步，把它作为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来做。目前，其实政府在税收、贷款方面都有对储能的支持，无非是重视和支持的级别要再提高。
二、李佐军：垂直管理将有效打破地方保护
在环保问题突出、环保压力不断增大的当下，“绿色发展”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并立为五大发展理念，成为“十三五”规划的一大亮点。对此，经济学家李佐军认为，此次五年规划，对绿色发展不但有内涵阐述，而且有丰富的操作内容，重视程度不同以往。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曾师从经济学家吴敬琏与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
中西部需要“跨越式”发展
记者：“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中，专门用了第五部分讲坚持绿色发展和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这是不是环保在历次五年规划中分量最重的？
李佐军：确实是。在历次的五年规划中，特别是“十一五”以来，环保都作为很重要的内容出现，但远不及这一次。“十三五”把绿色发展上升到五个发展之一的高度。而且，此次规划中绿色发展的内容不仅丰富，并有非常多具体的决策和操作内容。
原因不难理解。第一，近五六年来，中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的压力明显加大，尤其是雾霾、土壤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已引起了全社会甚至是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老百姓这方面的诉求越来越大，问题特别突出。
第二是表明国家希望探索出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过去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总体是“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既不太绿色也不太低碳。现在这个模式已经遇到了瓶颈或者天花板。
第三个方面是中国要承担国际责任的需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承诺，到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的排放要达到峰值。那要遵守国际的承诺，要为全球生态安全做贡献，也必须要找到绿色发展的新模式。
记者：你怎么看“十三五”期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承担的任务与面临的挑战的不同？
李佐军：对于发达地区来说，经济更发达，需要的资源能源消耗更多，而且过去工业化、城市化已经积累的很多问题还没解决，新的发展还要进行，所以发达地区的压力是更大的。
但同时，发达地区开始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或者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它对大规模重化工业依赖程度在降低，并且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资基础和资金，可用于解决资源环境问题。
欠发达地区则刚好相反。部分的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启动比较慢，所以积累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问题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比较轻一点，资源环境的条件总体还是不错的。
但问题在于，它们现在正处于工业化的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期，需要大规模消耗资源能源。
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最主要的出路实际上还是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并且是跨越式的发展。因为中西部部分地区本身人口并不多，资源也很丰富，只需要把一两个产业、产品或者几个项目做得很好，经济就可以搞得不错，也不必要消耗那么资源、破坏环境了。中西部地区一定要发挥自身优势，寻找一些高附加值的产业和项目。
环保垂直管理将打破地方保护
记者：绿色发展部分的一大亮点，是环保部门的垂直管理，它会对环保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佐军：强调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是鉴于过去多年来环保的体制上有“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
原来环保的监测监察职责主要是由地方相关的部门实施。这样个模式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地方保护主义，出于地方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的考虑，他们未必愿意把环境的一些真实情况数据向上反映；二是因为地方经济发展压力比较大，还是会把经济发展放在优先的位置，环保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或者，本地污染可能扩散到周围其他地方，它不愿意去处理。
强调垂直管理，是要解决地方保护主义、数据真实上报以及跨区域污染的问题。大气、水等很多环境因素可以流动，必须在更大的区域范围来协调解决。实施省级垂直管理，有利于不同市县之间、不同省之间的跨区域的污染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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